藤原辰史＜稲の大東亜共栄圏＞

　日本栽培水稻的歷史雖久，但由於氣候、地形與農作技術等限制，廣大的農村收獲的稻米，扣除完稅納糧外，仍須輔以小麥、雜糧、蕃薯等，才能免於青黃不接與饑荒的威脅。因此明治維新之後，隨日本人口成長與米穀消費量的迅速增加，除了仰賴殖民地與外國輸入糧食外，稻米增產就是必然的當務之急。

　二十世紀初，日本民間古來的育種技術，結合歐洲最新的遺傳學知識，於各地誕生不少早熟豐收，適於施淝的新品種，並進一步推廣到海外殖民地。與此同時，配合水庫灌溉工事的普及、肥料工業的發達、農業機器的進步與農會體系，歐美的農事技術與農工業體系，藉由日本人之手普及於東亞。雖非刻意為之，但日本人推行的農業近代化手段，實質上就是1960～70年代由美國所推廣綠色革命的先驅。

　可是，這些新品種推廣的背後，不只是隱藏當時育種學者的自國科學技術優越感與民族使命，更少不了政軍力量的強制性與經濟的誘因。＜稲の大東亜共栄圏 帝国日本の〈緑の革命〉＞（吉川弘文館歴史文化ライブラリー＼2012年）就是以技術文化史與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分析批判日本戰前在臺灣、朝鮮、東北推廣新品種稻作的始末，與當地農村的反應。

　父老相傳，臺灣的在來米粘度低、不適合冷食，難以符合日本人做飯團、包便當的需求，於是而有蓬萊米。一開始日本人認為臺灣的氣候不適合日本稻（粳稻），所以對引進日本品種並不積極，但是磯永吉透過長期研究與分類臺灣在來種，以及瞭解臺灣農家的耕作習慣後，1927年成攻開發當時認為不可能的日本種與在來種之雜交種臺中六十五號（蓬萊米），由於可以外銷日本市場的誘因以及化學肥料的普及，在臺灣迅速普及。但也因臺灣人的飲食習慣問題，就像農家好「蓬萊在來都不錯」一樣，在來米與糯米也沒有因此而消失。

　然而在朝鮮和東北，日本的農業技師大抵輕視當地的農家傳統與農耕習慣，加上氣候相近，從日本移殖的品種在當地也有不錯的收獲，而未能育成真正適合本的品種，一遇到病蟲害或氣候變化，便難以適應，效果大打折扣。而二次大戰中在南洋印尼、泰國推廣日本種，更純出於軍事需求（雖然還是有基礎調查），便更難以為當地農民所接受。

　本書的目的，並不只是單純的批判戰前日本的農技帝國主義，而是日本在海外殖民地、佔領區推廣稻作新種的農村經濟影響與限界，正是和後來的綠地革命，乃至1990年代至今的基因改造作物和國際生技企業問題壹脈相承。在海外，需要大量施肥、灌溉與農藥的綠地革命或基改作物對開發國家農家造成沉重的成本負擔，以致實際獲利無幾，和無視當地風土誕生的作物加速病蟲害進化，乃至跨國生技企業潛藏的農產市場支配性，在海外早有詳細的分析批判，而臺灣雖不乏媒體介紹，真正正視的人仍是少數，如此又何怪對近百年前的農業革新，僅只於表彰先賢，肯定過去的程度？